(《清河書畫舫》);對文學是:“為文者皆當以六經為師,舍六經無師矣。”(《劉孟質文集序》);對音樂是:“必欲復古,則當復八清,八清不復,而欲還宮以作樂。是商、宮、徵、羽重于宮,而臣民事物上陵于君也,此大亂之道也。”(《原樂》);對于書法,他更是刻意師古,以追踵二王為鵠的,元李衎說:“子昂之書,全法右軍,為得正傳,不流入異端也。”清王澍說:“《淳化法帖》卷九,字字是吳興祖本。”因此,我們可以了解趙孟頫的總體藝術思想是以復古為宗旨的,“用筆千古不易”即是這種復古思想的典型反映。
“用筆千古不易”一語,淵源于唐人的傳授筆法之說?!斗〞洝份d《傳和法人名》,稱:“蔡邕受于神人,而傳之崔瑗及女文姬,文姬傳之鐘繇,鐘繇傳之衛夫人,衛夫人傳之王羲之,王羲之傳之王獻之……張旭傳之李陽冰,陽冰傳徐浩、顏真卿、鄔彤、韋玩、崔邈,凡二十有三人,文傳終于此。”這里所記,從漢末到唐,筆法是一脈單傳的,僅二十三人筆法就中絕了,后來唐盧攜在《臨池訣》中再加上十四人,元初劉有定在《衍極》注中又加上唐十四人,得筆法共五十一人,既然有唐以來筆法傳授的文字記載,趙孟頫又深信于此,并以二王嫡系傳人自居,“其視右軍,自謂腕不負心”。當然他據此要提出“用筆千古不易”之說。
其實《傳授筆法人名》里的記載是牽強附會的,只要稍加考證,就會發覺他站不住腳。我們認為,筆法是隨著書法藝術的發展而發展的,它雖然可以相互傳授,但是它的發展主要靠創造。
《傳授筆法人名》里載蔡邕筆法授于神人,顯然荒謬,但他的飛白筆法確是在鴻都門“見役人以堊帚成字”受到啟發而創造出來的。就連二王父子的筆法也不同,王羲之是“內*”筆法,王獻之是“外拓”筆法,考其來源,也是各自創造的結果。至于張旭的“孤蓬自振,驚沙坐飛”的筆法,鄔彤的“古釵腳”筆法,顏真卿的“屋漏痕”筆法,更有可靠文獻說明其來源于勤學和精思中出現的“頓悟”。這里不一一細說,僅此可了解《傳授筆法人名》是極其片面和不可靠,用筆也不是千古不易的。書法藝術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:在漢末以前,書法藝術處于發生期和形成期階段,筆法是隨著文字的衍變而變化的;在漢末以后,書法已經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,由于在藝術風格上的不斷發展,必然會導致其形式和方法的不斷改變,當它每一次新書風的出現時,都伴隨著一次探索新筆法的熱潮,而新筆法的成功,又促使了新書風的形成。筆法是隨著書法藝術的發展而同步發展的。但是,趙孟頫“用筆千古不易”的觀點卻認為正確的筆法只有一種,而且是永遠不變的。這種用孤立、靜止的觀點來看待歷史的發展,是書學史上唯心主義藝術觀的一例。
在書法史上,元、明兩代處于復古時期,前人以“尚態”二字概括之。書法藝術的總趨勢表現出只重視摹仿古人,在字形上刻意求好,而在筆法上留于保守狀態。以至于書法藝術的成就不大,落后于前面的宋、唐、魏晉幾代,這不能說與當時為書壇盟主的趙孟頫無關。實踐上,他主張的“用筆千古不易”的觀點,就代表了這股保守落后的學術思潮。
歷史總是在先進和落后的斗爭中前進的。后來清代碑學的興起,拋開了“用筆千古不易”的觀點,大膽在筆法上進行了創新,取得了輝煌成果,促進了書法藝術的發展。但是,“用筆千古不易”至今仍有著它的廣大市場,無視清代碑學的巨大成就,指責成功的創新筆法是錯誤筆法,并聲稱“整個清代可以說是衰微的一代”。這就是在這個觀點影響下得出的錯誤結論。“用筆千古不易”在歷史上曾起過阻礙作用,必須揭露它唯心主義的實質,破除它是“至理名言”的迷信,為今天乃之今后探索創造新書風掃除思想上的障礙。